中华保健与养生历史发展（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形成的养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人人都渴望幸福，人人都追求幸福，人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幸福快乐。然而，幸福是什么?却鲜有人能说个明白。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获得方式，似乎幸福是种抽象而又神秘之物，即令人趋之若鹜地追寻，又让人殚精竭虑地费解。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不能破解“幸福”的奥义，就好比站在人生的大门外，而手中却没有钥匙心中总感觉空荡荡的不安幸福究竟是什么? 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揭开了“幸福”的神秘面纱，他发现：幸福是个人对生命体验的一种感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奇妙感觉被九大因素决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健全和健康的身体”。因此，戴维?迈尔得出结论：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石。经过科学家们的深入分析和众多人的实践，这个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已经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

　　既然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石，抓住了健康就等于把握了幸福人生，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

　　健康的钥匙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每个人的健康都主要依赖于自己树立强烈的保健意识，依赖于自己掌握的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方法，依赖于自己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的自我保健。

　　此外，我国医学圣典《黄帝内经》中也说：“圣人不治己病治末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凿井，斗而祷兵，不亦晚乎?”这句话不仅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上述观点正确性，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对于健康方面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可见，人们若想过得开心快乐，就必须拥有健康的身心，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自我保健和自我疾病预防，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养生”。

　　古人的养生观

　　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系统结构，反映出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帝内经》一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光辉的养生学、康复学著作。因为它全面地反映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养生学、康复学成就，对于中医养生学、康复学的有关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我国养生学、康复学的理论基础，是学习中医养生学、康复学的必读之书。

　　《黄帝内经》是战国秦汉以来各医家的论文汇编，其汇编成书的时间约在西汉。然自成编以后，直至唐代，仍有增损。因此，《内经》这部著作，并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医家的经验总结汇编。所谓黄帝著《内经》，亦仅是托名而已。

　　《黄帝内经》正确地回答了“生命的起源是什么”。认为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如《素问?宝命全形论》里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本神篇》亦曰：“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即认为自然界的阴阳精气是生命之源，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认为“天人相应”，养生学、康复学的根本点在于“顺应自然”。《黄帝内经》把人与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即天有所变，人有所应，因而，强调要适应自然变化，避免外界侵袭 如《灵枢?本神篇》指出：“要顺四时而适寒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顺养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明确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从而开辟了中医防病养生的先河。

　　《黄帝内经》清楚地阐明了生命的发展规律。对人体生、长、壮、老的生命规律有独到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不仅注意到年龄阶段的变化，也注意了性别上的生理差异，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男子8岁为一生理阶段，女子7岁为一生理阶段的递变规律，《灵枢?天年篇》以1O岁为一阶段的递变规律，分别详细阐述了人的生理变化特点。

　　《黄帝内经》对衰老的认识是正确的。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及衰老表现，并指出情志、起居、饮食、纵欲、过劳等诸方面若调节失当，是导致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初步建立了抗老防衰及老年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明清两代，中国的养生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得以显著提高。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0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明清两代在养生学术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张景岳。张氏在《类经》的“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体现在《治形论》中。张景岳在《治形论》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体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并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张景岳之前的养生家大多重视养神，从未如此响亮地提出过“养形”，可见他的养生理论确实很有创见。

　　明代重要的养生理论家除了张景岳之外，尚有李诞和李时珍。李诞在他的《保养说》中提出《黄帝内经》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精神内守”是养生正宗，并据此而创立了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薄滋味、寡言语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则丰富和发展了饮食调养的理论，在养生学领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养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其中唯心成份日益减少，很多养生学家都开始注重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大众化。此时的内丹气功一改以往“奥雅难通”的旧貌，开始变得简洁明了。针对修炼内丹所涉及的人体部位及五脏功能作了明晰的阐述，尤其提出了修炼内丹的重要部位在于三丹田和三关，并指明其要点，使人一看即懂，十分通俗明了。表达通俗化，还突出地表现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养生读物方面。象《医先》、《遵生八笺》、《食色绅言》、《呻吟语》、《类修要诀》、《老老恒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包含了自古以来丰富多彩养生文化内容，而又雅俗共赏的优秀养生读物。其中明代王文禄所撰的《医先》，就用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许多深奥养生理论，如论形神关系：“形譬灯缸盛油，神譬灯油燃火，摇翻灯缸则灯油泻，炙干灯油则灯缸裂，必形与神俱，即魂魄足，营卫调。”胡文焕的《类修要诀》则以警句和格言形式，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方法，如其中的《养心要语》谈及情志调摄的养生作用时写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不仅语言平易，朗朗上口，而且形式也很活泼，极易为大众所接受。养生读物的通俗化，不但促进了养生文化的普及。养生对象偏重老人，中国的养生学，自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的重点便开始逐渐转向老年人。但这种观点真正达到普及的程度，则是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曾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最高统治者的上述举动客观上促进了重视老人颐养保健风气的形成。这一时期出现的养生著作，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联系到老人的健康和长寿问题。明清两代养生对象重老人，还显著地表现出当时出现的大批老年医学专著中，如《寿世保元》、《老老余编》、《老老恒言》等书，都把颐养老人列为重要的养生内容，其中明代御医龚廷贤还在《世寿保元?衰老论》中，对衰老原因作为专题研究。此外，当时的许多非养生专著中的养生篇章也十分重视老人的保健与长寿问题。养生方法多元并存，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却病延年。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我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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