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生文化正视养生的客观因素

　　中国养生文化能够正视养生的客观因素

　　所谓客观因素，实际上包括人的先天遗传，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祖国养生学认为上述条件与人的健康长短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致在秦汉时期，祖国养生理论就认识到了自然环境与健康长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吕氏春秋》中就已经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尽数》）《黄帝内经》则明确地提出了地理环境与长寿密切相关，认为优美的环境、适宜的水土有利于健康长寿。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了人的寿夭取决于禀受父母先天之气的强弱，他说：“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可见，在汉末的养生理论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健康长寿与和先天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后世的历代养生家对此也多有论述。明代张景岳提出：“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景岳全书·传忠录·先天后天论》）

　　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所以影响人们健康长寿的因素除了先天遗传和自然环境之外，社会环境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帝内经》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对人的身心分行存在重大影响，该书的《素问·疏五过论》称：“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这就强调了社会地位的变更势必影响人的情志活动，从而形成致病之源。

　　应当看到，中国养生学作为一门极具生命活力的古老科学，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并不是它的最大特点。事实上，中国养生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便达到却病延年的养生目的。明代张景岳则一方面承认人的先天遗传与寿夭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却更为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后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

　　自我调养

　　气功调摄正是这样一种改变人体素质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气功的定义尽管五花八门，但总体上说，它不外乎是一种通过充分调动练功者的主观能动性，以综合性地进行意识、呼吸、按摩和肢体运动等训练方式来调整、加强人体功能的自我锻炼方法。这种锻炼方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增强人体“元气”。《黄帝内经》所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强调了气功锻炼有助于培养人体真元之气的观点。

　　改造自然

　　我国古代养生家大多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选择和改造。清代养生家曹慈山也“辟园林于城中，池馆相望，有白皮古松数十株，风涛倾耳，如置身岩壑……至九十余乃终。”他在所著的《老老恒言》一书中还大力提倡：“院中植花木数十本，不求名种异卉，四时不绝更佳”；“阶前大缸贮水，养金鱼数尾”；“拂举涤砚……插瓶花，上帘钩”，十分重视在自然环境中创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小气候”。

　　适应社会

　　从养生文化的特点来看，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强调个体必须通过“养性立德”来主动增强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以便达到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至于如何“养性立德”，《黄帝内经》提出应该力求做到“恬淡虚无”，具体要求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不下相慕”。

　　中国养生文化中这种主张通过“养性立德”来增强社会环境适应能力的做法，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失之消极被动，但从养生延年的观点来看，它无疑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作为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客观因素与主观努力并重这一特点的存在同样不是孤立静止的，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儒、道两种学说相互融合的结果。我们知道，早期儒家学说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便是协调人际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提倡积极进取，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学说在承认自然规律客观实在性的同时，还认为“天道”就是“无为”。人这个论题出发，道家必然要求“人道”也同“天道”那样，应该无所作为，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战国末期，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出现后，才首次融合了儒、道两家学说的长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崭新哲学理论。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谓之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虚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在此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宫，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之天”（《天论》）的观点。中国养生文化中关于客观因素与主观努力并重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种哲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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